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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者的喜悦——铁线莲及其他
下载链接: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nN_IZ0k1PPw-JzlXAEOCjBclo6KJGE7q/view?usp=sharing
影像
5分钟
法语,中文
视频文本:
旱季,马至水富,需要三十八天的脚程。
而后,我的标本与照片与手记们,将随金沙江顺流而下,自宜昌的渡口遇到岷江,然后沿着长江继续航行。
我在摇晃的木箱里读毕这段话,亦吃尽这段话。
在江水的声音尚未到来的时候,乌蒙山区的峡谷大雾混着马匹汗湿的热气从木板的缝隙里渗进来,就像茶叶的红色渗进新添的水里。
我在苍山已待了太久。今天早晨,雾从院子的左边来,整个世界都消失了,我走在田坎上,送葬的队伍抬着棺材走在另一边,在他们的音乐里,云层与山之间的阴影里漏出来线一样的光。
我觉得自己又回到了Mont Revard,童年时无数次从窗户看出去,它也总是这样,在这个不像真实的世界里,也许这座山是唯一可以让我知道我还活着的事物了。命运使我再次至此,但我仍不解命运究竟是什么。也许我的命运都在那张包着日本花瓶的木版画里显现了。
命运。我的命运就是在摇晃的黑夜里咀嚼你们的命运。
突然,我感觉到身体骤然一轻,是木箱被抬起,水腥味开始包裹我。水裹挟着自唐古拉山脉而来的远古巨响,它从此将在我的身体里无休无止地回荡。刚刚吃到嘴边的一句话是:
“Franchet先生,在航行的漫长时间里,我学会了很基础的英语,原来“traveler's Joy”是这个意思。在磨西,一个离康定75公里的地方,这是一个叫安特卫普的英国人告诉我的故事。这里离巴黎这样远,它们第一次来的时候要走达伽玛的老路,它随卢济塔尼亚之歌一起回到欧洲,好旅圣母(Nossa Senhora da Boa Viagem)轻轻托起他们的船,在海上,人类比蚂蚁更微不足道,更不要说残书与种子。圣方济-沙勿略留在了上川岛,水老鼠年,讲水上话的人们已经把和他的约定抛之脑后。也许于我更甚,我只与我们天上的父立过约,而他向来是不在地上履约的。我随这张照片将“traveler's Joy”的种子一并托付给你,它的资料另存在Renonculacée的匣子里,若是有机会,劳烦你在工作之余留下几粒在巴克街128号的土地里。”
这段话的背面是一些人类站在山口之前,七个人自小腿以下裸露,背被货物压得弯弯的。唯一一个穿鞋的人,我猜,这里的所有东西都是属于他的。
我并不理解旅行者的喜悦是什么,实际上,我也不理解这个木箱里一层一层的干燥植物残肢和种子又是什么,他们被分门别类装在不同的匣子中,这箱子里的名字很新,很漂亮,也许它们在山间活着的时候是让人喜悦的,而现在,他们从匣子的封口里散发出死亡的味道,就像这张照片一样。
我是一个吃死物的生物,我的世界是我吃过的文字,一切人类留在纸面上的意义,于我而言构造了一个在无尽的摇晃的黑夜里的梦。它们可以被嚼碎,被吞咽,新生成我的肉身,但它们并不留在我的大脑中,一切在混沌里浮沉,所有的名字将不再具有意义,遑论这些语言的谬误与游戏。
我依然在黑夜里和名字们作伴,直到在马赛,搬运的人失手摔裂了我的木箱。
前两天,在学校里看到一株藤蔓,谷歌搜索显示它的名字是Clématite,中文是铁线莲,16世纪中叶第一次被介绍到欧洲,是出自英国人William Turner 的书,它被称为 Traveller’s Joy,而他的资料来源是日本的《花坛纲目》。
这一点让我觉得很有意思,Traveller’s Joy 这个名字与它的本土名字铁线莲/威灵仙相差甚远。这种植物作为异国情调的代表,在传播中,它原本的名字被抛弃,被欧洲人赋予了一个全新的俗名。而这名字显然与亚欧之间的漫长旅行有关。
我想象着这些人沿着达伽玛开辟的葡萄牙海上路线自里斯本出发,绕过好望角,过莫桑比克海峡,在印度洋沿岸的果阿停留,再从马六甲海峡至澳门,至日本的长崎。在日本产的漆制屏风上,可以看见对于这些欧洲人的描绘。
这幅画作于江户时代初期,即 17 世纪中叶,描绘了长崎港的平面图以及葡萄牙大帆船“圣若昂”号和“圣安德烈”号。这些船只载着国王若昂四世派来的使团,旨在恢复自 1639 年中断的与日本的关系。使团没有成功,但船只于 1647 年 9 月 4 日获准启航。
这是铁线莲传至欧洲的第一种假设,而第二种则是鸦片战争后,在中国的传教士将它们收集整理并寄送回欧洲。
比如 Jean-Marie Delavay(赖),Armand David,Jean-André SOULIÉ(苏烈),Paul FARGES(方罗日),有一种铁线莲被命名为Clématite 'Paul Farges‘。
他们为法国自然历史博物馆收集中国西南的动植物,(除了Armand David属于遣使会以外,其他人都属于巴黎外方传教会),这些打包好的木箱将通过远东航线被带回西欧, 顺利的话,将于四个月左右到达马赛港,他们将在巴黎被记录分拣,有的种子会被分发出去以种植,并经过园丁的培育衍生出不同的新品种。这个时期发生在亚洲的植物/动物生物研究以及标本收集是一种与人类学同时推进的依附于殖民化进程的活动,我认为这是一段很复杂且很有意思的历史。
我试图通过一个半虚构的文本来叙述这个故事,所以这短短的一千字里出现了两个人:
一个是不具名的传教士,他是上文传教士的生平的杂糅体,男声朗读他的笔记与信,只有开头那句:旱季,马至水富,需要三十八天的脚程。是取自真实笔记。
一个是阅读传教士文字的蠹虫,它随着木箱一起,由滇入川,随金沙江与长江至上海,再被送抵马赛港。我曾在去年和我的摩托一起走过这条“五尺道”,时隔百余年,已经不再由马匹运送货物,但一路依然是深山巨谷,我再没有穿行过那么深的山里,人是一种很渺小很渺小的存在。女声朗读蠹虫的想法。
这个小视频写我自己同时也是写这些离开欧洲的人,在陌生语言与文化的土地上,人们以一知半解的外语试图去理解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尤其是不同的生物系统。我认为在这种动植物的命名里体现出一种误会,或者说,以林奈分类法为例,它体现的是一种人类试图定义万物的野心。
分类学在试图描述一种“Typical”,植物和动物都以他们的典型特征被记述,人也是,人以他们的面孔与语言和文化被归类,十九世纪的人种学甚至试图建立一种关于人的分类学,颅骨测量,体态分析等等。
我总认为语言在真正的事物面前是苍白的,就像我很难定义我在自然历史博物馆里看到的一切,不仅仅是因为法语对我是第二外语,同时也是因为我认为人的语言是很难去描述这个世界上的千奇百怪的生命的,他们并不应该被归属于人类的语言的范畴。
文本中还有几个点可能比较隐晦。
一是那个叫安特卫普的英国人,他写了一个西藏笔记(西藏当时是禁区,并不允许外国人入境,尤其是英国人(英国在印度殖民),所以很多欧洲人乔装打扮假装自己是鞑靼商人,甚至亚历山德拉-大卫-尼尔还曾假装自己是中国内地人,因为藏人并不清楚内地人的相貌),但我查到他的西藏笔记可能是编造的。安特卫普与苏烈神父(Jean-André SOULIÉ)的照片是在磨西镇的营地拍摄的,磨西现属泸定县。
二是沙勿略死在广州湾的上川岛,那年是1552年,壬子年,在法语里就是水老鼠年。沙勿略在1534年与同伴罗耀拉等共七人在巴黎的蒙马特发誓。他是后来每一个传教士的saint。据说他去世是因为约好带他偷渡的人迟迟不来,而后他死于疟疾。我把没来的人设定成了疍家人,生活在水上的人,比较合理同时也回应“水老鼠年”这个词。
三是巴克街128号,(128, rue du Bac )是巴黎外方传教会自1683年至今的地址。
前两天,在学校里看到一株藤蔓,谷歌搜索显示它的名字是Clématite,中文是铁线莲,16世纪中叶第一次被介绍到欧洲,是出自英国人William Turner 的书,它被称为 Traveller’s Joy,而他的资料来源是日本的《花坛纲目》。
这一点让我觉得很有意思,Traveller’s Joy 这个名字与它的本土名字铁线莲/威灵仙相差甚远。这种植物作为异国情调的代表,在传播中,它原本的名字被抛弃,被欧洲人赋予了一个全新的俗名。而这名字显然与亚欧之间的漫长旅行有关。
我想象着这些人沿着达伽玛开辟的葡萄牙海上路线自里斯本出发,绕过好望角,过莫桑比克海峡,在印度洋沿岸的果阿停留,再从马六甲海峡至澳门,至日本的长崎。在日本产的漆制屏风上,可以看见对于这些欧洲人的描绘。
葡萄牙世界地图
藏于Portuguese Maritime Museum
Chart of the City and Port of Nagasaki
匿名的c. 1601 - c. 1700
藏于Portuguese Maritime Museum
这幅画作于江户时代初期,即 17 世纪中叶,描绘了长崎港的平面图以及葡萄牙大帆船“圣若昂”号和“圣安德烈”号。这些船只载着国王若昂四世派来的使团,旨在恢复自 1639 年中断的与日本的关系。使团没有成功,但船只于 1647 年 9 月 4 日获准启航。
这是铁线莲传至欧洲的第一种假设,而第二种则是鸦片战争后,在中国的传教士将它们收集整理并寄送回欧洲。
比如 Jean-Marie Delavay(赖),Armand David,Jean-André SOULIÉ(苏烈),Paul FARGES(方罗日),有一种铁线莲被命名为Clématite 'Paul Farges‘。
Clématite 'Paul Farges‘(图源网络)
他们为法国自然历史博物馆收集中国西南的动植物,(除了Armand David属于遣使会以外,其他人都属于巴黎外方传教会),这些打包好的木箱将通过远东航线被带回西欧, 顺利的话,将于四个月左右到达马赛港,他们将在巴黎被记录分拣,有的种子会被分发出去以种植,并经过园丁的培育衍生出不同的新品种。这个时期发生在亚洲的植物/动物生物研究以及标本收集是一种与人类学同时推进的依附于殖民化进程的活动,我认为这是一段很复杂且很有意思的历史。
我试图通过一个半虚构的文本来叙述这个故事,所以这短短的一千字里出现了两个人:
一个是不具名的传教士,他是上文传教士的生平的杂糅体,男声朗读他的笔记与信,只有开头那句:旱季,马至水富,需要三十八天的脚程。是取自真实笔记。
一个是阅读传教士文字的蠹虫,它随着木箱一起,由滇入川,随金沙江与长江至上海,再被送抵马赛港。我曾在去年和我的摩托一起走过这条“五尺道”,时隔百余年,已经不再由马匹运送货物,但一路依然是深山巨谷,我再没有穿行过那么深的山里,人是一种很渺小很渺小的存在。女声朗读蠹虫的想法。
金沙江水富段
盐津
这个小视频写我自己同时也是写这些离开欧洲的人,在陌生语言与文化的土地上,人们以一知半解的外语试图去理解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尤其是不同的生物系统。我认为在这种动植物的命名里体现出一种误会,或者说,以林奈分类法为例,它体现的是一种人类试图定义万物的野心。
分类学在试图描述一种“Typical”,植物和动物都以他们的典型特征被记述,人也是,人以他们的面孔与语言和文化被归类,十九世纪的人种学甚至试图建立一种关于人的分类学,颅骨测量,体态分析等等。
我总认为语言在真正的事物面前是苍白的,就像我很难定义我在自然历史博物馆里看到的一切,不仅仅是因为法语对我是第二外语,同时也是因为我认为人的语言是很难去描述这个世界上的千奇百怪的生命的,他们并不应该被归属于人类的语言的范畴。
文本中还有几个点可能比较隐晦。
一是那个叫安特卫普的英国人,他写了一个西藏笔记(西藏当时是禁区,并不允许外国人入境,尤其是英国人(英国在印度殖民),所以很多欧洲人乔装打扮假装自己是鞑靼商人,甚至亚历山德拉-大卫-尼尔还曾假装自己是中国内地人,因为藏人并不清楚内地人的相貌),但我查到他的西藏笔记可能是编造的。安特卫普与苏烈神父(Jean-André SOULIÉ)的照片是在磨西镇的营地拍摄的,磨西现属泸定县。
二是沙勿略死在广州湾的上川岛,那年是1552年,壬子年,在法语里就是水老鼠年。沙勿略在1534年与同伴罗耀拉等共七人在巴黎的蒙马特发誓。他是后来每一个传教士的saint。据说他去世是因为约好带他偷渡的人迟迟不来,而后他死于疟疾。我把没来的人设定成了疍家人,生活在水上的人,比较合理同时也回应“水老鼠年”这个词。
三是巴克街128号,(128, rue du Bac )是巴黎外方传教会自1683年至今的地址。
前两天,在学校里看到一株藤蔓,谷歌搜索显示它的名字是Clématite,中文是铁线莲,16世纪中叶第一次被介绍到欧洲,是出自英国人William Turner 的书,它被称为 Traveller’s Joy,而他的资料来源是日本的《花坛纲目》。
这一点让我觉得很有意思,Traveller’s Joy 这个名字与它的本土名字铁线莲/威灵仙相差甚远。这种植物作为异国情调的代表,在传播中,它原本的名字被抛弃,被欧洲人赋予了一个全新的俗名。而这名字显然与亚欧之间的漫长旅行有关。
我想象着这些人沿着达伽玛开辟的葡萄牙海上路线自里斯本出发,绕过好望角,过莫桑比克海峡,在印度洋沿岸的果阿停留,再从马六甲海峡至澳门,至日本的长崎。在日本产的漆制屏风上,可以看见对于这些欧洲人的描绘。
葡萄牙世界地图
藏于Portuguese Maritime Museum
Chart of the City and Port of Nagasaki
匿名的c. 1601 - c. 1700
藏于Portuguese Maritime Museum
这幅画作于江户时代初期,即 17 世纪中叶,描绘了长崎港的平面图以及葡萄牙大帆船“圣若昂”号和“圣安德烈”号。这些船只载着国王若昂四世派来的使团,旨在恢复自 1639 年中断的与日本的关系。使团没有成功,但船只于 1647 年 9 月 4 日获准启航。
这是铁线莲传至欧洲的第一种假设,而第二种则是鸦片战争后,在中国的传教士将它们收集整理并寄送回欧洲。
比如 Jean-Marie Delavay(赖),Armand David,Jean-André SOULIÉ(苏烈),Paul FARGES(方罗日),有一种铁线莲被命名为Clématite 'Paul Farges‘。
Clématite 'Paul Farges‘(图源网络)
他们为法国自然历史博物馆收集中国西南的动植物,(除了Armand David属于遣使会以外,其他人都属于巴黎外方传教会),这些打包好的木箱将通过远东航线被带回西欧, 顺利的话,将于四个月左右到达马赛港,他们将在巴黎被记录分拣,有的种子会被分发出去以种植,并经过园丁的培育衍生出不同的新品种。这个时期发生在亚洲的植物/动物生物研究以及标本收集是一种与人类学同时推进的依附于殖民化进程的活动,我认为这是一段很复杂且很有意思的历史。
我试图通过一个半虚构的文本来叙述这个故事,所以这短短的一千字里出现了两个人:
一个是不具名的传教士,他是上文传教士的生平的杂糅体,男声朗读他的笔记与信,只有开头那句:旱季,马至水富,需要三十八天的脚程。是取自真实笔记。
一个是阅读传教士文字的蠹虫,它随着木箱一起,由滇入川,随金沙江与长江至上海,再被送抵马赛港。我曾在去年和我的摩托一起走过这条“五尺道”,时隔百余年,已经不再由马匹运送货物,但一路依然是深山巨谷,我再没有穿行过那么深的山里,人是一种很渺小很渺小的存在。女声朗读蠹虫的想法。
金沙江水富段
盐津
这个小视频写我自己同时也是写这些离开欧洲的人,在陌生语言与文化的土地上,人们以一知半解的外语试图去理解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尤其是不同的生物系统。我认为在这种动植物的命名里体现出一种误会,或者说,以林奈分类法为例,它体现的是一种人类试图定义万物的野心。
分类学在试图描述一种“Typical”,植物和动物都以他们的典型特征被记述,人也是,人以他们的面孔与语言和文化被归类,十九世纪的人种学甚至试图建立一种关于人的分类学,颅骨测量,体态分析等等。
我总认为语言在真正的事物面前是苍白的,就像我很难定义我在自然历史博物馆里看到的一切,不仅仅是因为法语对我是第二外语,同时也是因为我认为人的语言是很难去描述这个世界上的千奇百怪的生命的,他们并不应该被归属于人类的语言的范畴。
文本中还有几个点可能比较隐晦。
一是那个叫安特卫普的英国人,他写了一个西藏笔记(西藏当时是禁区,并不允许外国人入境,尤其是英国人(英国在印度殖民),所以很多欧洲人乔装打扮假装自己是鞑靼商人,甚至亚历山德拉-大卫-尼尔还曾假装自己是中国内地人,因为藏人并不清楚内地人的相貌),但我查到他的西藏笔记可能是编造的。安特卫普与苏烈神父(Jean-André SOULIÉ)的照片是在磨西镇的营地拍摄的,磨西现属泸定县。
二是沙勿略死在广州湾的上川岛,那年是1552年,壬子年,在法语里就是水老鼠年。沙勿略在1534年与同伴罗耀拉等共七人在巴黎的蒙马特发誓。他是后来每一个传教士的saint。据说他去世是因为约好带他偷渡的人迟迟不来,而后他死于疟疾。我把没来的人设定成了疍家人,生活在水上的人,比较合理同时也回应“水老鼠年”这个词。
三是巴克街128号,(128, rue du Bac )是巴黎外方传教会自1683年至今的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