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Photographies de terrain





你不想知道自己的去向
苗族弥赛亚主义小史
下载链接：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zlL8KUmfaqyyZF0ebG-wKZmL7ToAio5F/view?usp=sharing



影像
12分34秒
世界语，苗语（RPA苗文和救世苗文），汉语，法语，西班牙语



基于苗族弥赛亚主义与文化抵抗运动的历史，我写了一个由疑问串联起来的文本，来讲螳臂当车的故事：




-为什么每个苗族弥赛亚先知都与天启文字有关？

-语言对于文化与领土的归属意味着什么？

-历史是否从根本上是一种用碎片想象世界的方式，而语言将它固定为一种有虚伪合法性的集体意识？

-为什么在一个多语言或者他语言的社会我时常会感觉到语言是一种武器，不能使用我的母语（我在其中完全是自己的语言）来说话就像一种无解的持续存在的暴力。





语言首先是一种权力。

我认为没有任何人有资格剥夺我用汉语写作和思考的权利，同理，我认为没有任何人有资格剥夺他人用他们自己的语言说话与受教育与书写历史的权利。尽管在现实里这种剥夺就是隐性或明性地持续存在着的，但这就意味着它合理吗？






我经常在想，艺术在多大的程度上是真实的。


对我来说，它不仅在生产的各个部分都可能是虚构的，但这种虚构明显不仅是一种简单的imaginaire（想象的），仅仅是想象一个他人或者它物并冒领其身份，并而从imaginaire的词源来看，image（图像）就是虚构的，当然它是一种试图重建真实而不能的动作。影像艺术本身就是建立在虚构的基础上的：因其图像与叙述从来都不是真实的记录。


这也是我希望在我的视频里传达的，它的表面叙述是苗族弥赛亚主义与民族文化抵抗运动的历史，但是更深的层次是我对于真实与虚构的质疑，我们的意识形态，我们的历史，我们的影像文献，以至于延伸出的我们的艺术制作，它在多大程度是虚构的？它在多大的程度上是一种试图定义世界的行为——一种以个人的视角重建世界的行为？


这就是我认为虚构性的本质：试图重建世界（而拒绝真的做到这一点）。


虚构是一种姿态。


比如在这个视频里，尽管我使用的文献材料都是真实的，但首先这些材料本身就是一种个人视角的记录，不论是影像还是文字资料，其次，我在写叙述文本（字幕和旁白）的时候，其中其实掺杂了很多我个人的理解与想象，比如从未有神明在梦中传递愚人革命的白旗，亦没有回族马帮茶商捎带了一个带摄影机的法国人，他们是我根据我收藏的的stéréoscopie（立体玻璃板）照片虚构出来的故事。我使用stéréoscopie的原因就是因为它同时是一种瞬时的证据但同时也是一种视错觉游戏，它以一种二律背反的悖论形式质疑自身的真实性。

我拒绝它成为真实的，因为我并没有权力替他人书写历史，事实上我不认为有任何人真正有权利书写历史，人们用语言重建领土，但真的有人有资格占有土地吗，因为在权力-知识的关系下，人们需要的只是书写以及“建构”这个动作带来的尊严感。



视频文本


FEBC苗语广播：在是2024年12月13日的早晨，泰国，远东广播公司（FEBC）的广播员Phairot 开始了今天的广播。

1971-1974年，FEBC的第一个苗语录音室建立在万象郊外的老挝圣经训练中心，第一个苗族广播员John LEE在这里念书。在1958年的Ban Phu Sang Noy，他和照片里的人们一样，作为所谓的“未得之民”，通过设立在马尼拉的短波电台想象另一个世界。八十年代，从越南老街的沙坝，搬到Than Uyênk开荒的Ceem从收音机里听见了John LEE的讲道，他说，天王（Vang Tsu）将有一日回到人间帮助他们。




六十年后，有个住在美国的年轻的巫师（txiv neeb）写到：

我生命中过去的二十二年就这样消失了，弹指一挥间，就这样消失了。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我当时在老挝的一个古老的苗族村寨。我站在一户苗族房屋的门前，看到一里长的苗族人，穿着古老的传统服装，排队径直向我走来。我可以看到这条线一直延伸到山里。队伍打头的苗族男子走过来对我说：“儿子，准备好。我们要回家了。”




（念白）（聂努达诗原声《士兵之爱》）

过去你不想知道自己的去向，

你是舞伴，

没有政党，没有国家，

而今你与我同行，

你看到生命伴我同在，

而死亡就在我们的背后。

(背景）（口弦）

我，一个年轻人

来到这里，无父无母，亦无兄弟姐妹。




家？

我在没有家之后开始尝试理解这个概念。家是定居的土地还是家人在的地方？还是你祖辈语言的根？还是你可以在你的话语里是完整的你自己的地方？




从美嘉德转机到檀香山，回到泰国北部山区的ban binal难民营,再回到川圹，再到山里的家，灵魂回家的旅程是倒着重走来时的路，只是这里没有哨卡，没有护照或者旅行证，没有登记表与签证页上的章，没有人用英语法语或者老挝语问你：你要去哪里。

我无法用他们的语言描述我最终要去哪里。

没有人会妄想在金三角里用国家地图精准地定位一个村庄，这有什么意义吗，我需要等一匹马，手捧一碗水，到了天与地之间的时候，含一些到嘴里，向四方大地吹口哨，等它在群山之间的回响，山的声音会告诉我去向何方。在这个梦醒后，VUE Pa Chay带着他的天书返回家乡。




1918年，他在黑水河（Sông Đà）沿岸举起了愚人革命的天王白旗，每一个士兵都怀揣着这份天书——他们的历史与法律——作为战争的护身符。在老街沙坝的Muong-Hoa山谷，少民混居，1906年，一些在这里的法国驻兵说，他们需要修建疗养院，他们宁愿在有三色旗飘扬的土地上死去，而不是用自己的尸体标记西贡河与红海。

1920年，这个山谷出现在被法国国家图书馆公开的标记为“苗族起事”的系列照片上，这可能是由萨维纳神父牵头组织的谈判，“我和沙坝附近的一个巫师很熟，在云南起事的苗王刚任命他为东京地区的总督。这个巫师公开呼吁起事，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他的使者正在当地四处奔走，呼吁民众支持他。”

传说，织物的纹样写满了失落的文字与土地，但Nkauj Mimy用围裙（sev )替士兵抵挡子弹的神迹最终也没能阻止执意射向她的子弹。




1921年，白旗被砍倒的那一年，回族信昌商号的马帮在普洱茶的商道上捎带了一个法国人，价格是一块大洋，从中国的宁洱、思茅、易武到老挝的丰沙里、越南奠边府、莱州至河内，再从海防港出海。法国人在奠边府离了队，沿南乌河一路北下，过琅勃拉邦到丰沙湾——川圹的中心。在那里，他目睹了人头落地，从高台上被抛落到尘土里，雷声隆隆，他感觉身边的呼喊显得如此遥远，像在另一个世界，他用法语说了一句，l’inutilité，身旁戴头巾，手里攥着一块有一半写了字的铜版的男孩胆怯地看了他一眼，逃开了。




三十五年后，就像这个愚人天王所预言的那样，铜版显现出了另一半的字，另一个人,

YANG Shong Lue，在梦中接过了他的旗帜，同时接过了Pahawh文字表。他的加冕典礼来了东方三王：蚂蚁，pulika鸟，老鼠，在贫穷家庭仅剩的钱粮换来的鸦片云雾中，他突然理解了宇宙中从开始到终结的所有的事。




冷战对于这些山里人来说，是一场必须为无关的遥远名词送命的热战，甚至至今尚有Chao Fa游击队在丛林中等待不再逃亡的那一天，即使所有他们曾经为之战斗的理由都已经成为过去时，即使他们为之厮杀的人只当他们是遥远的故事。在后来十年的授课与躲藏里，写作之母的追随者与另一个法国逃兵一起再次来到南乌江，在三艘独木舟上， VANG Chia Kaua说起祖先来时的路，它已经消失不见。在送别Chia Kaua去军营时，YANG Shong Lue说，我们的人民将分裂，每当河水逆流而上，战争就会无休无止。想开枪的人必须一直开枪，直到哭出声来；不想开枪的人至少也要开三枪以保护自己。




遗失的白旗最终由又回到了Shong Lue的手上：我一无所有，除了我的骨与你们的旗帜。

而人若是心虚，没有文字的白旗也足够令人恐惧，CIA的狱卒没有接受这面旗子，而是用它练习射击，直到它被撕碎。

没有人相信一个从林子里出来的文盲能够成为国王，在两种意识形态争斗的中间，语言其实是在利用在意义当中另建领土作为对脱离领土的补偿。如果你的舌头并不被承认为是一种语言，如果你的祖辈从未有机会给你留下一种文字，你该去向何方？




山地人被写的历史是这样的，比东方主义更东方：

作为探险旅行中的被拍摄对象，人类学人体测量对象，传教进度汇报，新闻记录...以及我手上的立体镜照片，一种让单方面的书写看起来更真的观看工具。每个人都试图为他们所见的构筑一种真相。

拍摄无异于一次开枪，收藏照片与收藏标本是相似的。




聂鲁达的最后一句诗是：

把枪擦亮，同志。再吻我一次，爱人。




在一个苗族天主教论坛里，Maiv Tooj试图从外国人拍摄的照片中辨认出他们的家族历史，她让我想起我的祖父母，拍照前要正襟危坐：

右边的是Mim Lis，这是第一个住在 Vees Cam 的苗族女孩.Mim Lis 穿的裙子是她妈妈做的最精致的布料裙子。他的母亲播种、种植、砍伐、收割原料，然后交给祖母，在农场里，把蓝靛泡烂，然后浸泡布料。之后还要再脱蜡、漂洗。裙子做好要花费一年，然后就可以穿了，可惜也不知道Mim和Tooj Thaim当年穿过的裙子价格。




我不知道这是否算是一种个人的反抗。文字是否作为中介参与了一场复活与招魂仪式，因为所写的对象已然消失——回不去的故土，倒流不了的时间，我们拿什么再辨认出我们的来处？——共同的语言。




Yves Bertrais神父说，你们的语言属于你们自己，没有人可以夺走他们，除了你们自己。

1950年，当他在Kiu Katiam 的Ya Ja No的家里醒来，自行车摔在猪圈的门口，一年后他的朋友们以一头猪为祭品，给了他一个苗族名字：Nyiaj Pov。25年以后，他的手稿会在湄公河上通过走私逃离老挝，他在泰国的难民营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参与的苗语拉丁化运动（RPA Hmong）将连接起散落世界的人们：因为他们再也无法面对面用口语相互问候。后来，在圭亚那，他放弃了用法语再写苗族，他不应当再用遥远世界的语言来固定他们的形象。

通过同样设立在马尼拉的亚洲真理电台（Radio Veritas Asia），以每天三十分钟的录音的形式，垂暮的Yves Bertrais再次回到他曾经工作的土地，一生为文字战斗的人以去文字化的方式确认精神的存在，没有过去，没有未来，故土存在于文本历史，天国存在于被聆听的此时此刻。




（片尾）

这是最后的权利：

每个人都为自己现在有了书面语言而感到自豪。知道如何阅读和书写让被掌权的多数人蔑视的少数群体 感到有尊严。每个人都在谈论人权。事实上，用自己的语言接受教育的权利在任何地方都是被剥夺的。

Y. Bertrais, « Un missionnaire chez les Hmong depuis 48 ans »




这个视频的起点来源于老家堂屋里我的曾祖父母的照片：